之后我们的第一堂课虽然只有三个学生，但我很是喜悦。
起码我们前进了一小步，但却让这片土地文明了一大步。
我站在台前绘声绘色地讲，外婆则在身后替我写板书，我们就这样一唱一和的，顺利挖掘了蕴藏在我们体内的“老师”这个潜在角色。
渐渐地，这些知识被小女孩儿们口耳相传，她们逐渐懂得什么叫“月经羞耻”，什么叫“经期贫困”，什么叫“男女有别”...除了上课，空下来我就教她们用草木灰做一种吸水性强、透气清凉的月经条，帮她们缝制适合自己体型的内衬。
虽然还有好些女人背地里骂我们“不要脸”，但我和外婆如出一辙地不将这些放在心上，只希望能尽力在回城之前，多为她们做点儿什么。
两个月过去了，我们的课堂终于有了许多起色，每节课差不多能有二三十人来听，村里的谩骂声也越来越少，不知我们是过了舆论的风头，还是靠事实堵上了她们的嘴。
但在这中间，其实还要感谢一个人。
自打知道我们想要开课以来，王长喜忙前忙后，不是帮我们搭建教室，就是替我们砍柴烧饭的，也成为了这场轰轰烈烈的“运动”中与我们一样的主力军。
他是我在村子里见识到的第一个不一样的男人，起码为人谦逊、正义、明智得多。
不过明眼人倒也看出来了，他喜欢外婆。
10 金秋十月，知青返城的通知下达了。
身边不少人都挑着眉高兴，可外婆情绪倒是没那么激动。
“咋的？
回城里了还不高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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