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保护好你。”
这句话像一把利刃直刺心脏。
我咬紧牙关，努力不让泪水滑落。
“所以呢？
你就选择隐瞒他的分手信，自作主张地决定什么才是对我最好的安排？”
“我当时真的认为那是正确的选择！”
祁临提高了音量，显然也被激怒了，“你知道吗？
沈砚确诊绝症的时候，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！
他宁愿独自承受痛苦，也不愿意拖累你。
他写那封信，是为了让你早点放下他，开始新的生活！”
“可是现在呢？”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“你的‘正确选择’让我活在过去五年里，像个傻瓜一样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！”
空气瞬间凝固，我们彼此僵持着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祁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
尽管他仍然每天来看我，但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最简单的寒暄。
与此同时，信箱里的信件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。
原本充满温情的文字逐渐变得冷淡，甚至有些疏离。
最新的一封信提到了“新来的同事林医生”，以及他们一起讨论病例、分享午餐的场景。
这些描述无疑印证了祁临所说的话，却让我更加痛苦。
“为什么还要继续看这些信？”
某天晚上，母亲突然闯进我的房间，将一封信夺走，“这些东西只会让你越陷越深！”
“妈，请把信还给我！”
我试图抢回来，却被她死死抓住手腕。
“温念，醒醒吧！”
她的眼眶泛红，声音哽咽，“沈砚已经走了，无论他留下什么，都无法改变事实。
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”
我怔住了，看着母亲脸上的皱纹和疲惫的神情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伤害了自己，也牵连到了身边的人。
然而，真正让我动摇的，是医院档案室里的那一份病历。
那天，我以整理祖父遗物为借口，偷偷潜入档案室寻找沈砚的资料。
当翻阅到他的名字时，我的心跳几乎停止——确诊日期比空难发生早了整整三个月。
原来，他早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却选择了独自面对死亡，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留给我。
“念念……”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。
我抬起头，看见沈砚就站在档案室的角落，穿着那件熟悉的制服，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。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