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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房门突然被推开,闪光灯刺穿我虚弱的眼帘。
一群陌生面孔涌入,举着话筒和相机,像秃鹫般将我围住。
“请问您是否因家庭压力而自残坠楼?”
“您认为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适合做骨髓捐献吗?”
“有传言说您近期情绪不稳定,您怎么回应?”
尖锐问题如箭矢射来,每一个都精准击中我的尊严。
我努力张嘴想解释,却发现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嘈杂中。
陆承安的身影突然挡在我面前,做出保护姿态。
“请大家安静,我妻子刚刚经历了意外,需要静养。”
温柔声线下藏着刀锋,我看到他嘴角那抹几不可见的冷笑。
“但是,我们会全力配合医院对她进行必要的评估和治疗。”
治疗?评估?
他说得那么自然,仿佛我真是个精神病患者。
我想反驳,却发现自己被塑造成了一个无法为自己辩护的疯子。
乔雨菲在一旁抹着不存在的眼泪,表情哀伤得令人作呕。
“姜婉宁这两年压力太大了,我们都很担心她。”
她握着一个记者的手,声音刻意颤抖:“我只希望她能接受专业帮助。”
“毕竟子衡的手术迫在眉睫,我们需要一个…冷静的决定。”
我感到一阵恶心,她说“冷静的决定”时,眼神里全是算计。
记者们不断拍摄我苍白的脸和被束缚的四肢,像在记录一个怪物**。
有那么一瞬间,我竟希望自己真的从阳台坠落而死。
闪光灯终于散去,门外却响起陆子衡冰冷的声音。
“她就是想引起注意,丢人现眼。”
十岁孩子说出的话如此尖刻,像是成年人精心设计的台词。
他投向我的目光不是厌恶,而是一种奇怪的漠然,仿佛我只是一个即将被消耗的零件。
窗外天色渐暗,病房也随之坠入更深的恐惧。
护士推着晚餐进来时,我本能地感到一丝希望。"